领袖身边的“重要人物”
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，左二为翻译
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外事活动，总是有翻译这样的“中间人”。他们很少被关注，但其作用非常重要。
“毛主席没有催促我，而是点燃一支香烟，静静地等我”
1957年5月初，作为中国首批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，范承祚被提前调出担任外事翻译，陪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访华。“这是我国在高层外交场合首次将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汉语。”范承祚说道。
1957年5月12日，旭日初升之际，范承祚接到通知：“今天，毛泽东主席要接见阿议会代表团，你任翻译。”听到这一消息，范承祚既欢欣又紧张。
在中南海丰泽园，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。其间，毛泽东不时注视着范承祚。他发现，译员是陌生的，译员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。忽然，他转身问范承祚：“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？”显然，这位对于俄语、英语乃至法语都比较熟悉的开国领袖，对范承祚讲的“新鲜语言”发生了兴趣。范承祚答道：“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。”毛泽东又好奇地问：“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？”范承祚指着位于上座的时任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，再次报告：“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。”毛泽东听后很高兴，郑重地向马尔科说：“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人才。”马尔科当即激动地说，他们珍视毛泽东的这句话，将立即汇报给阿最高领导人。
上世纪60年代，中阿关系不断升温，范承祚为毛泽东做翻译的任务随之增多。给毛泽东当翻译，有难亦有易。最初碰到的“难”是因为在伟人面前感到紧张，导致“肚里有，嘴里倒不出”。另一“难”是，毛泽东谈话严谨，有时会引经据典，译起来不容易。
谈到“易”，毛泽东曾两次帮范承祚解决难题。1957年，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说，“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，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，不在乎玉皇大帝。”听到这段话，范承祚愣了一下，不知如何翻译才好。他对毛泽东说，翻译“孙悟空”，我没有把握。毛泽东微笑着为他做了一个注脚：“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，足智多谋、力大无比，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。”就这样，毛泽东帮范承祚解了围。
还有一次，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，引用了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的诗句，形容两国关系。这次，范承祚不是不会译，而是要争取译好。大概停顿了30秒，他才译出。
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客人听完后，气氛顿时异常热烈。见此情景，毛泽东好奇地看着他。范承祚说：“因为您引用的是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，我不敢只把意思译出来，而是花了一点时间，用了诗的韵味，效果似乎不错。”对此，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认可。迄今，范承祚还记得那几十秒的情形：“主席没有催促我，而是擦一根火柴，点燃一支香烟，静静地等我。”
1965年6月，周恩来访问阿尔巴尼亚，范承祚现场翻译
因为不懂“越俎代庖”而当场被他批评，“怎么不懂这些？要加强学习了”
“冀朝铸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，腿一直在发抖。”过家鼎满面笑容地说到自己的朋友。1962年31岁的过家鼎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，就见识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严格要求。
周恩来听得懂英文，常常会当场指出翻译上的错误，有的翻译第一次为周恩来工作甚至晕倒。过家鼎说他虽然紧张，但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，结果第一次还是出现了失误。“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身边的赵朴初是一位‘居士’，我就愣住了，译不出来。”周恩来当场给过家鼎介绍了什么叫“居士”，又告诉他回去要研究如何翻译。翻译结束后，领导告诉他，周总理对他还算满意，就是说了一句“知识面窄了一点”。周恩来嘱咐外交部专门为此出简报，要求大家扩大知识面，不能单纯学习语文知识。
这以后，过家鼎才慢慢了解周总理和别的领导人不一样，在和外宾说话时，他基本上不酝酿下一句话，因为他早就都打好了腹稿，“他说完一句话就会注意地听翻译，看翻译是否准确”。章含之说她帮总理翻译，也因为不懂“越俎代庖”而当场被他批评，“怎么不懂这些？要加强学习了。”
周恩来常考翻译，经常在会见前讨论哪个词怎么翻译，有时顺便把今天要谈的主题事先通报给翻译，让大家心里有数，“要求是很严格，但是他很尊重人，始终把我们当同志来对待。”
周恩来在细节上非常注意对翻译的尊重，过家鼎还清晰记得当时各国翻译的不同待遇:许多国家的翻译是雇员身份，宴会上不入席，一直像招待员一样站着，有时要奔走传话。有一些国家的随从甚至跪着服务，而周恩来都要求翻译坐在他身后，在出席宴会时，要求他们坐在身边。出访亚非十四国时，东道国一般按自己习惯，不给翻译安排席位。“总理叫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去和对方交涉，一定要把翻译安排在他身边。”在当时尚还属帝国的埃塞俄比亚，冀朝铸和过家鼎分别坐在周恩来和陈毅身边，对面全是皇室成员。那场面过家鼎一直清晰记得，“看得出对方很吃惊，但是这样一来更尊敬总理。”
邓小平在宴席中做了“暂停”手势——“让翻译吃点东西”
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年的英语翻译。在她的印象中，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。
1978年，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访。第一个国家的招待会，问题都安排好了，诸如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，怎么发展两国关系之类。而第二个国家是开放提问。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就都来了，招待会上的问题有些尖锐。“后来邓小平跟我说，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，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。”
一次，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，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饭吃，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，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。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，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“暂停”的手势——“让翻译吃点东西”。
1986年陪同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，由于交谈甚欢，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，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“goodbye”。这是翻译高志凯印象中，邓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。他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，并附在邓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“再见”—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，邓小平扭过头来，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“再见”。场面十分有趣。
邓小平说的是“四川普通话”，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了，但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：在四川话里，四、十不分，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，施燕华一般用猜。“如果我觉得是四，就说着‘四’，同时伸出四个指头，如果不对，他（邓小平）就会说‘不对，是十’。”
“实际上，在每一次接到任务之前，我们都会做大量准备工作。”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介绍，首先是各种背景知识的准备，如来访元首的背景、国家的背景、来访的目的，中方的基本立场等。另外一项，则是词汇的准备。而且，“台前”看上去只有翻译一个人，其实这些内容都是背后团队一起准备的。
还在翻译室的时候，张维为和同事陪领导人出访或是会见外宾归来，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实战中不太好翻译的地方。“比如李先念说过的‘甜酸苦辣都尝过’，怎样翻译更好更规范？”一般的做法，他们会把这些东西交给翻译室的老审校，由他们最终确定具体的译法。所谓“标准答案”出来后，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。